第九节中我最喜欢这句：“我一直穿着黄色领骑衫，但我觉得黄色领骑衫上惟一属于我的是拉链，是很小的一部分。黄色领骑衫的其余部分，无论是衣袖、前胸还是后背，都属于我的队友们。”

实际上，如果你要我在征服环法赛和征服癌症之间做一个选择，我一定会选择癌症。这听上去有些古怪，我居然更愿意戴着癌症幸存者的头衔，而不是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称号，这是因为癌症影响了我做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儿子和一个父亲。
   
       在巴黎冲过终点线后的最初几天里，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我平静下来正确地看待这一切时，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的胜利会对人们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许是因为疾病无所不在――我们都生过病，没有人百病不侵――而我在环法赛中的胜利是一种象征，证明你不仅可以战胜癌症，而且可以在癌症之后继续辉煌。也许正像我朋友菲尔.耐特所说，我是一外希望。
   
       比尔.斯泰普顿终于说服我同意飞到纽约一天。耐克给我提供了他们的私人飞机，基克与我同行。在纽约，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广泛影响。我在耐克专卖店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纽约市长来了，唐纳德.特朗普也来了。》我参加了电视节目《今日》和大卫.雷特曼的谈话节目。华尔街请我去敲响证券交易所的钟声。当我走进交易所时，所有的股票经纪人爆发出持久的掌声，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们离开交易所时，我看到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对比尔说，“不知道这些人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都是为你而来的，”比尔说，“你现在开始明白了吧？”
   
       后来，我和基克走进了儿童用品商店。店里的人个个顺着货架走过来和我握手，请我签名。我非常惊讶，但基克一点也不慌张。她只是开心地说，“我看我们得买一些一次性尿布和装脏尿布的桶子。”
       对于我们来说，战胜癌症后还有一件更为平常的事：做父亲。
       我起初很担心。我与自己的父亲一直关系不好，所以我担心我与自己孩子的关系也不会太好。
   
       我试着练习做一个父亲。我买了一个抱孩子用的背带，将它套在自己身上，在家里走动。我去厨房做饭时也将它系在身上，坐在办公室里回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时也系着，甚至在后院散步时也系着它，心中想象着里面睡着一个小家伙。
       我和基克去医院看了看那里的设备，一位护士简单介绍了基克临产的经过。
       “孩子出生后将被放在克里丝汀的胸前，”她说，“然后我们会剪断脐带。”
       “脐带由我来剪吧，”我说。
       “可以，”护士笑着说，“然后，会有一位护士给孩子洗澡……”
       “我来给孩子洗澡。”
       “可以，”护士说，“然后，我们会抱着孩子去……”
       “我来抱，”我说，“那是我的孩子。”
       怀孕后期的一天下午，我和基克开着各自的汽车在办自己的事，结果发现自己跟在她的车后面往家开。我觉得她车开得太快，于是我拨通了她的车载电话。
       “开慢点，”我说，“你怀着我的孩子呢。”
       在临产前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基克喜欢告诉别人，“我就要有第二个孩子了。”
   
       10月初，预产期前两星期，比尔.斯泰普顿和我去了拉斯维加斯。我要在那里发表一个演说，并且出席几个商务会谈。我给家里打电话时，基克说她浑身出虚汗，有种奇怪的感觉，但我起初并没有把这当回事，而是继续忙自己的事。事情忙完后，我和比尔急忙去赶下午回达拉斯的飞机，然后可以在傍晚转机回到奥斯丁。
       我从达拉斯机场一个单间休息室给基克打了个电话，她说她还在出虚汗，而且已经开始子宫收缩。
       “得了吧，”我说，“现在离孩子出生还早着呢。这很可能是虚惊一场。”
       基克在电话另一头说，“兰斯，我不是在和你说笑话。”
       这时，她的子宫又收缩了一次。
       “好吧，好吧，”我说，“我马上就到家了。”
   
       我们登上了去奥斯丁的飞机，坐到座位上时，斯泰普顿说，“我给你一个婚后的小建议。我不知道你妻子是不是今天晚上会生孩子，但我们飞到空中后应该再给她打个电话。”
       飞机开始滑行，可我无法耐心地等待飞机起飞，于是我从飞机跑道上用手机拨通了她的电话。
       “究竟怎么样了？”我说。
       “我现在的宫缩每次持续1分钟，间隔5分钟，而且宫缩时间越来越长。”她说。
       “基克，你觉得孩子今晚会来到世上吗？”
       “是的，我觉得孩子今晚就会生下来。”
       “飞机一着陆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挂上了电话，向空姐要了两瓶啤酒。比尔和我碰了一下酒瓶，共同为孩子干杯。从达拉斯飞到奥斯丁只需要40分钟，但我的腿一路上都在颤抖。飞机一着陆，我就再次拨通了她的电话。基克通常在接电话时会用非常热情的声音说一声“你好”，但这次她的那声“你好”却非常麻木。
       “宝贝，你感觉怎么样？”我尽量平静地问。
       “感觉不好。”
       “情况怎么样？‘
       “等一下，”她说。
       又是一次宫缩。1分钟后，她重新拿起了电话。
       “你给大夫打电话了吗？”我问。
       “打了。”
       “大夫怎么说？”
       “他说你一到家我们就去医院。”
       “好的，”我说，“我就回家。”
   
       我踩足了油门，在限速35英里的地方以105英里的时事飞驰。汽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驶进我们家的车道。我扶着基克上了车，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车开到圣大卫医院――也就是我接爱癌症手术的那家医院。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孩子的降生是个奇迹，是你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时刻，那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因为那个过程不仅恐怖，而且让你提心吊胆。那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可怕的一夜，因为我为基克担心，为孩子担心，为我们全家担心。
   
       我们后来得知，基克已经开始分娩3个小时了。产房的医护人员看了她一眼就告诉我她虚脱得非常厉害。我告诉基克，“你真是匹种马。”更糟的是，孩子“面朝上”，也就是说他的脸朝着尾椎骨，因此她后背疼得厉害。
   
       由于孩子粗大的一头先出来，基克的分娩因而非常艰难。她用劲，她流血。大夫最后说，“我们得用真空吸出器。”他们拿来一个看上去几乎与浴室通管器一模一样的玩意儿，将它接到了我妻子身上。他们采用了真空吸出术，孩子立刻冒了出来。是个男孩。路克.大卫.阿姆斯特朗正式来到了人世。
   
       医护人员将他拉出来时，他非常小，皮肤发青，身上到处都是羊水。医生将他放到基克的胸口，我们搂在一起。但是他没有哭，只是发出几声微弱的像猫一样的叫声。产房的医护人员似乎很为他没有发出更多的响声而焦急。哭呀，我心中想。又过了一会儿，但路克仍然没有哭。快点哭呀。我可以感觉到周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他需要一点帮助，”有人说。
       他们把他抱走了。
       一位护士从基克手臂中抱过孩子，走进了隔壁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非常复杂的设备。
       突然，有人在奔跑。
       “出了什么事了？”基克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我说。
   
       医护人员跑进跑出，好像出现了紧急情况。我一面握着基克的手，一面探出头去，想看看隔壁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看不到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儿子在那里面，但我又不想丢下基克，因为她完全吓坏了。她不停地问我，“究竟怎么回事？他们在对他做什么？”最后，我放开她的手，偷偷朝隔壁房间看了一眼。
       他们给他带上了一个很小的氧气面罩，在给他输氧。
       求求你了，快点哭呀！求求你了，快哭呀！
   
       我惊呆了。在那一刻，只要能听到他的哭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对恐惧的记忆在那产房里全都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我害怕过；接受治疗时，我害怕过；但与他们将孩子抱走后我的感觉相比，那些恐惧根本算不了什么。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完全束手无策，因为这次生病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是我的儿子。
   
       他们取下了氧气罩。他张开嘴，皱起脸，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哇――！”他的哭声完全是一流水平，冠军级别。随着他的哭声，他的脸色开始改变，大家似乎都松了口气。他们把他抱回来，还给我们。我抱着他，亲吻着他。
   
       我给他洗了澡，护士告诉我怎样给他打包。然后，我、基克和路克一起来到了一间病房，大得几乎像饭店里的套房。病房里有变通病床和医疗设备，但也有供来看望的人使用的沙发和茶几。我们挤在一起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大伙便开始纷纷到来。我母亲来了，基克的父母来了，比尔和劳拉.斯泰普顿来了。我们第一天晚上搞了个匹萨饼宴会。来客们将头伸进房门，看到基克正坐在床上，一边慢慢啜着德州黑啤酒，一边慢慢吃着一块匹萨饼。
       我和我母亲在医院走廊里一起散了一次步，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路克让我所经历的那种感觉。我现在完全能明白我母亲当初那种白发人要送黑发人的感觉。
       我们经过了我当初住过的病房。“你还记得那病房吗？”我问。
       我们相视而笑。
       时刻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个问题是：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其中有多少是我个人的因素，有多少是科学的成就，有多少是奇迹？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其他人希望从我这里找到答案，但如果我真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不仅找到了治疗癌症的途径，而且更不重要的是，我们就能探测出生存的真正意义。我可以给人以动机、灵感、希望、勇气和建议，但我无法回答那些不可知的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不需要去做那种浓度。只要能活着，能从这谜团中得到乐趣就让我心满意足了。
       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
       某人身陷洪水中。水位上升时，他爬到了屋顶上，等待救援。有人开着摩托艇过来，对他说，“跳进来，我来救你。”
       “不用了，谢谢，”屋顶上的人说，“上帝会救我的。”
       但是洪水在继续上涨。几分钟后，一架救援飞机飞到了他的头顶上，飞行员抛下一根绳子。
       “不用了，谢谢，”屋顶上的人说。“上帝会救我的。”但是，洪水越来越高，最后终于淹没了屋顶，也淹死了屋顶上这个人。
       他来到天堂时，见到了上帝。
       “主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他哀诉道。
       “你这蠢货，”上帝说，“我给你派去了一艘船，又派去了一架飞机。”
   
       我想我们多少都有点像屋顶上的这个人。种种事情都会发生，种种事件和特殊的环境都会汇集在一起，我们无法每次都能弄明白它们的含义，也无法明白其中究竟是否有含义。但是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负责，能够勇敢。
   
       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死亡带给我们的恐惧。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有些人祈祷，有些人用酒使自己麻木。我当初也曾想用这些方法，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尽量直接面对它，靠勇气来武装自己。什么是勇气？勇气是让人能够坚定而毫不畏惧地面对危险的精神。
   
       儿童癌症患者治愈的比例要高于成人癌症患者，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是否就是他们天生不假思索地勇敢。有时候，孩子们似乎比成人更能对付癌症。他们都是意志非常坚定的棒小子，你根本不需要讲大道理来鼓励他们。成人对失败的含义知道得太多；他们比孩子更悲观、更容易屈从、更容易害怕。孩子们会说，“我想出去玩。快把我治好。”
   
       当“惠蒂”早餐麦片公司在环法赛后决定将我印在麦片盒上时，我问他们能否在我儿子出生的同一家医院的儿童癌症病房里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就在我看望那些孩子，给他们签名时，有个很小的男孩抓住一盒早餐麦片，站在我的膝盖帝，紧紧地将盒子抱在胸前。
       “这可以给我吗？”他问。
       “当然可以，”我说，“给你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盒子，然后又回头看看我。我估计这一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突然问道，“是什么形状的？”
       “你说什么？”我问。
       “它们是什么形状的？”
       “呃，”我说，“这是早餐麦片，什么形状的都有。”
       “哦，”他说，“好吧。”
       看到了吗，对他来说，这一切不是为了癌症，而是为了早餐麦片。
   
       如果说孩子们有能力根本不去理会那些治愈的概率和百分点，那我们也许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大家终于想到这一点，心中就会自然充满希望。对于疾病，无论是在医学上还是在感情上，我们都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要么坚决抗争到底。
   
       我康复后曾经问过尼克斯大夫，我当时治愈的概率究竟有多大。“你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他说。他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严重的病人之一。我问他，“究竟严重到了什么地步？最严重的50%？”他摇摇头。“最严重的20%？”他又摇了摇头。“最严重的10%？”他仍然摇摇头。
       当我说到3%时，他点了点头。
   
       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出现。大夫们可能会说你治愈的把握为90%，或50%，或只有1%，但你得有信心，你得抗争。我说的抗争是指用各种能找到的信息来武装自己，多听听不同专家的意见，弄明白究竟是什么侵入了你的体内，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它。癌症的另一个事实是：病人对癌症懂得越多，准备得越充分，他战胜癌症的机会也就越大。
   
       如果我没有能战胜癌症会怎么样？如果疾病复发，我又得了癌症怎么办？我仍然相信自己在这场抗争中有所收获，因为我在剩下的日子里会尽量做一个更加完整、更富有同情心、更加智慧因而也更加有活力的人。这场疾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的表现过胜于我们的想象。这是我运动生涯中的任何经历都没有能教会我的。我们拥有许多还没有意识到的潜能，而这些潜能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显露出来。
       因此，如果说癌症让人受苦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它的目的是让人们变得更好。
   
       我坚信癌症不是死亡的一种形式。我给它的新定义是：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有天下午，处在缓解期中的我，边等待着看看癌症是否会回来，便给了癌症一个新的定义：勇气，态度，永不放弃，可以治愈，启迪，记住你的病友。
   
       有次聊天时，我问尼克斯大夫为什么选择当个肿瘤医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常常令人伤心的领域。“也许是出于和你选择自行车一样的原因，”他说。他说，癌症可以说就是疾病中的环法赛。
   
       “癌症带来的负担是巨大的，可你还会遇到什么比它更大的挑战呢？”他说。“当然，这个职业常常让人感到心酸、难过，但即使你无法治好病人，你也总能给他们一些帮助吧。如果你无法成功地将他们治好，你至少可以帮助他们控制病情。你在与人交流。肿瘤科的人情味要比任何其他我能想象到的领域更浓。你永远不会习惯，但你会渐渐钦佩人们与它抗争的过程――他们是多么坚强。”
       “你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幸运儿，”我的一位病友写到。
   
       我将终身牢记癌症教会我的一切，永远觉得我是癌症群体的一员。我相信我有责任让我的人生比以前更辉煌，有义务去帮助其他与癌症抗争的我的同类。这是一个具有相同经历的群体。任何一个人只要听到过“你得了癌症”，并且想到，“啊，我的上帝，我要死了”，那他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你一旦属于这个群体，就永远不会离开它。
   
       因此，每当这世界显得毫无渺茫、灰暗一片时，每当人的本性显得卑鄙狭隘时，我便会掏出我的驾照，盯着上面的照片，想起拉.特蕾丝.哈内、斯科特.夏皮罗、克雷格.尼克斯、劳伦斯.爱因霍恩，以及因为形状而喜欢早餐麦片的那个小男孩。我会想到我的儿子――我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他给了我新的生活目的，不再以我自己为中心。
   
       我有时会在半夜突然醒来，相信他。我把他从摇篮中抱起来，抱着他回到我的床上，将他放在我的胸口。他的每一声哭喊都会给我带来喜悦。他会将小脑袋往后一仰，下巴抖动，小手在空中乱抓，然后放声大哭。那在我听来就像是生命在哭喊。“这就对了，”我鼓励他说，“接着哭。”
       他哭得越响，我笑得越开心。

痛苦是暂时的。它可能持续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或一年，但它最终会渐渐淡去，被别的不同的感觉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急流勇退，那么这种痛苦将会伴随我的一生。这种低头认输的举动，即使是自甘放弃的最小的举措，都会一辈子陪伴着我。于是，当我产生告别赛场的念头时，我问我自己：我更希望有什么陪伴我度过一生？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找到坚持下去的办法，这才是真正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远甚于任何奖杯。我在2000年赛季将重新学会这些。
   
       你现在应该已经猜到我陷入了痛苦之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在每一场比赛中，车手都会在某个时刻遇到真正的对手，并且明白这个对手就是他自己。我骑在车上最痛苦的时刻也是感到最好奇的时刻，我每次都想知道自己会如何反应。我会发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弱点呢，还是会发现内心深处的力量？至于我是否能骑到终点，则是一个永远没有定数的问题。你也许可以说痛苦是我选择来探索人类心灵的途径。
   
       我并非常胜冠军，有时候我甚至只能竭尽全力骑到终点。但是，每参加一次比赛，我就感觉到对自己的生活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我要继续骑下去，我要竭尽全力地骑下去，即使在没有这个必要时也一样。我不想长生不老，走到生命尽头时我也会死去，但在那一刻到来之前，我要一直骑着我的自行车――我大概会骑在车上倒下。
   
       当我每年重新骑到车上，重新试图在环法赛中夺冠时，我便又一年摆脱了疾病的阴影。也许这就是第二次赢得环法赛冠军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对我来说，骑车就是生存。我打算再次赢得环法赛的冠军，其中的原因是谁都不相信我能做到。人们认为我1999年重返赛场已经是个奇迹，但我自己却已不再将我和自行车生涯视作是重返赛场，而是将它视作一种证明，视作我作为一名战胜癌症的病人所做的一切的一个继续。
   
       如果不在环法赛上再次获胜，任何其他的努力对我来说都像是自动认输。再创奇迹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也正是我最喜欢朝这目标努力的原因。自从我获得1999年环法赛的冠军之后，我妻子比以前忙多了，杂事也多了起来，不过心情很愉快；我又刚刚做了父亲，而且在与抗癌斗争中更加积极，广告和公司方面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对那些曾经坚定地支持过我的赞助商们。我想那些对我持怀疑态度的人一定认为让我分心的事太多，或者认为我缺乏连续两次赢得世界上最艰苦的赛事所需的体能。但是，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话我最不愿意听，那就是说我无法做到什么事。说我无法做到某件事其实就是确保我去做它的最佳办法。
   
       在2000年环法赛开始前所有的议论中，人们仍然认为我不可能获得冠军，仍然认为我只是环法赛历史上的过客，只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癌症幸存者，只是第一位骑着美国造的自行车且代表美国车队赢得环法赛冠军的美国人。
   
       人们议论其他每位车手，议论1999年环法赛缺席的那些伟大的车手：因伤病而没有参加比赛的德国人扬.乌尔里希，因违禁药品事件而暂时告别赛场的意大利人马科.潘塔尼。他们议论在山区赛段给对手带来威胁的法国爬坡高手理查德.维伦克。他们议论亚伯拉罕.奥兰诺，议论亚力山大.祖尔。如果他们提到我的名字，那也是在议论潘塔尼和乌尔里希时，以及议论我没有能证明在他们参赛的情况下也赢得环法赛的胜利。但是我们都将出现在2000年的环法赛上，无病无恙而且体能充沛，这将使这一年的环法赛变成10年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场比赛。这一次，我所有的最强劲的对手都将出现在出发线上。
   
       惟一真正相信我能获胜的只有我那些美国邮政车队的队友们，可在我春天遭受到我运动生涯中最惨烈的撞车事件之后，就连他们也不免怀疑我是否能成功卫冕。我们又一次采用了训练营模式，在4月和5月份花了两个星期一起骑车穿越法国那些山峰，研究我们比赛时要经过的线路。
   
       5月5日，我们在比利牛斯山中刻苦地训练着。我们在欧特卡姆山上练习，因为那将是2000年环法赛最艰难的爬坡赛段。天很热，于是我在爬坡时摘掉了头盔，将它递给随行汽车中的一位车队助理。当我们开始以高速下坡时，我忘记了将头盔要回来。
   
       突然，我的前轮撞到了一块石头上，轮胎“啪”的一声爆了。车把从我的双手飞了出去。那条道路很窄，我的自行车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向土墙撞去。我头朝前撞了上去。日光似乎炸了开来，然后便是一片漆黑。
       墙的旁边有块草地，上面摆了张野餐桌，桌旁坐着两位法国裔加拿大游客。幸运的是，这对加拿大恰好都是医生。我在离他们不到10码远的地方撞到了墙上。
   
       我蜷作一团躺在那里，飞快地瞥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看看是不是断了。我意识到除了脑袋外，哪里都疼得不是太厉害。我的耳朵在嗡嗡作响，不过我可以听到那两位医生在吩咐我不要起身。我的整个右脸已经肿了起来。就在我躺在那里时，约翰掏出他的手机，呼叫了救护车，而那两位医生则将冰敷在我的头上。约翰打完电话后，那位法裔加拿大先生告诉约翰，说我是多么幸运。
       “当我听到他的头撞到墙上的声音时，我百分之百地相信我来到这里时一定会见到一位死人。”他说。
   
       我听到他这么说时，我感到有点想吐。救护人员终于赶来了。他们给我全身检查了一下，认为我应该去卢尔德市的医院进行观察。我坐着救护车去了那家医院，并且在那里过了一夜，然后回到尼斯的家中，休整两个星期。我躺在沙发上，眼眶青肿，等待着我的脑袋恢复到正常大小。基克虽然对我充满了同情，但她一想到我居然会忘记戴头盔就高兴不起来。“我是一只猫，”我说，“现在已经少了两条命。”
   
       1个月后，我独自一人在约翰的陪伴下回到了欧特卡姆，去完成我的训练计划。这个赛段将人非常关键，而我也想摆脱掉在摔车地点可能会感受到的任何阴影。那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寒冷日子，我费劲骑了4个小时才到达山顶。约翰将随行车停在山顶，递给我一件外套和一些热巧克力。“太棒了――现在要保持身体暖和，”他说。可我感到不对劲。
       “我好像还没有弄懂这段坡道，”我说。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感到自己仍然没有完全掌握它；我并不因为自己能够征服如此艰难的赛段就感到高兴。那是一条起伏的坡道，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陡得多。要想完全明白一个爬坡赛段，你就得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感觉最困难，需要全力以赴；什么地方可以稍稍休息一下；什么地方可以冲刺。
       “你想怎么办？”约翰问。
       “我要再骑一遍，”我说。
   
       结果，我真的又骑了一遍。我们开车回到山脚下，然后我重新开始爬坡，又是4个小时的上山路程。我可以肯定我是惟一愿意在那种天气里骑上那个山坡的人，更不用说骑两遍了。但这正是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这次受伤还不是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几天后，我恢复了训练，而且很快便感觉到自己的状况好得出奇，我甚至担心最佳状态可能来得太早，结果没有足够的体能去在环法赛上取得好成绩。
   
       2000年的环法赛将逆时针环绕法国，并将包括一些我们从来没有骑过的最艰难的赛段。我们将从“未来城”出发，而且首先是10公里计时赛，然后便是一些对那些冲刺型车手非常有利的平地赛段。接下来，就我个人而言，真正的比赛从我们在第十赛段进入比利牛斯山区才真正开始。
   
       抵达“未来城”的感觉非常奇特，就仿佛我几天前刚刚离开那里，而实际事件已经过了整整一年。我的时间概念似乎已经完全错乱，而下榻在前一年住过的同一家旅店则更加深了我的似曾经历过的幻觉。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算是在给我打气：让我感觉自己似乎知道如何赢得环法赛的胜利。我的队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加盟邮政车队的第四个看着。我们从两辆摇摇欲坠的野营车开始，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支由各种设施齐全的卡车和大客车组成的汽车队。
   
       对于环法赛来说，有一点必然会出现，那就是出乎意料的事。在它长达3个星期的赛程中，一定会有突如其来的发力、令人瞠目结舌的撞车、以及意想不到的领骑者。“未来城”立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的好朋友，苏格兰的大卫.米拉从我手中夺走了黄色领骑衫。
   
       对于所有180名参赛车手来说，这一天开始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完全相同：验血。我在出发区听说有3位车手因为血细胞比容过高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比赛刚开始就已经有了使用违禁药品的例子――对于这个话题我早已听厌了。
   
       但是真正成为人们议论焦点的是米拉。米拉23岁，四肢修长，为人懒散，爱说爱笑，潜力巨大。他喜欢心情享受，习惯于每年除夕都在不同的国家度过。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环法赛，但你从那场计时赛中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像浑身是劲的大力士一样骑完了整个赛段，只用了19分03秒。我原来打算重演我一年前在计时赛上取得的辉煌胜利，但当我看到大卫的成绩时，我突然意识到这要比我预料得难得多。
   
       轮到我了。当我骑上第一个山坡时，我比米拉和乌尔里希的成绩快了4秒多。但是，赛道拐进了葡萄园和向日葵田，我遇到了强劲的迎面风，当我到达半路计时点时，我已经比米拉慢了3秒。我加快了节奏，在离终点还剩下4公里处时，我又比米拉的用时快了1秒。但这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最后1公里的感觉已经说不清是炎热还是疼痛了。我骑过终点线时看到终点区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了我的成绩。我久久地盯着我的成绩，然后又盯着米拉的成绩。他坚持到了最后，比我快了1秒钟。当大卫看到自己获胜时，激动得放声大哭。当天晚上，他穿着黄色领骑衫睡到了床上。知道获胜的是大卫多少减轻了一点我的失望之情，而知道我们邮政车队至少不必捍卫黄色领骑衫则多少让我感到松了口气。我们都很高兴让科菲蒂斯车队去操心捍卫黄色领骑衫的事。
   
       环法赛开始时要兜一个大圈子，将我们带到利摩日。第一天从车上摔下来的有泰勒.汉密尔顿。不知为什么，主车群中产生了连锁反应，每个人都刹住了车。泰勒从时速60英里猛地一刹车，从车上摔了下来了。我们心跳只有一个念头：避免灾难。最可怕的威胁可能要算来自一支法国摄影小组，他们的汽车差一点在我们骑车训练时从侧面撞上我们。
   
       我们成功地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完成了最初的赛段，车队谁也没有因为撞车而失去时间。不过，在第一个星期中期，我们有一次差一点遇到灾难。那是从南特到圣拉扎尔赛段穿过卢瓦尔河时微妙的车队计时赛中。在车队计时赛中，每个车队的赛段计时是由车队第五名队员通过终点线的用时而决定的。然后，这个成绩被加到每位车手的总成绩上。我们5个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终点线，否则我就会失去大量时间，而这甚至可能对环法赛的总成绩产生影响。
   
       圣拉扎尔城外有一座巨大的桥梁，桥拱相当于一个艰难的爬坡。当我们骑到桥面时，遇到了一股劲风，风力达到了每小时50英里。情况更为糟糕的是，风从侧面吹来，呼啸声大得我们根本听不到其他队员在说什么。当弗兰基.安德鲁大声喊叫“慢一点！”时，我们――包括骑到前面的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们车队正在全速通过大桥，弗兰基和泰勒最后能追上我们并和我们一起通过终点线真是个奇迹。我们获得了第二名，但我们有可能会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由于他们车队表现欠佳，祖尔在那一天丢了4分钟，埃斯卡廷丢了两分钟。对于他们来说，整个比赛才刚刚开始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从利摩日再到达克斯，接二连三的冲刺赛段，令人精疲力竭的49公里的时速。这些赛段全靠泰勒和我们速度型的新队友维亚切斯拉夫.埃基莫夫。有时候大雨如注，我们戴着风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在比赛刚开始的这些日子里，主车群中仍然是常见的玩心眼和勾心斗角。昂斯车队指责我们故意挡住他们的领军车手劳伦特.加拉伯特，目的是确保我的领先地位。过了一天，加拉伯特骑在主车群前面时突然将车停在路边去“给花浇水”。环法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你不能在领骑车手方便时突然发力，但有人却不吃这一套，结果整个主车群勃然大怒，将他赶到了后面，似乎要教训他一下。
   
       在第九赛段中，泰勒又一次碰到了连环撞车情况，结果又一次从车上摔了下来，而且因为摔在某位车手的车把上胸口严重擦伤。但平地赛段终于结束了，而且我们如愿以偿：既没有人严重受伤，也没有失去时间。我自己也如愿以偿，排名第十六，领先于其他竞争总成绩冠军的车手：领先乌尔里希45秒、祖尔4分05秒、潘塔尼5分12秒、维伦克5分32秒。
   
       现在进入了山区。前面就是山雾袅绕的比利牛斯山，气温不到10度，春天撞车以及脑震荡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第十赛段的终点是山顶小镇欧特卡姆，最后13公里全是上坡。我那天早晨在达克斯醒来时，天又下起了雨。我认为那是发力的最佳天气，因为我知道其他车手不喜欢这种天气。头10个赛段已经有9个赛段的比赛是在雨中进行的，因此我根本不在乎这雨会不会停。我又一次，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能承受痛苦。“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日子，”我心中暗想。
   
       但我的如意算盘没有把一个人考虑进来，这便是一位名叫雅维尔.奥特肖亚的巴斯克车手。他神话般地一整天都在发力。比赛开始1小时后，奥特肖亚和另两位车手在山脚下突然冲出，领先了主车群其他车手将近17分钟。我们骑到山上时，人人都开始在雨水中发拦。等我们接近欧特卡姆时，我仍然落后于奥特肖亚10分钟，而且没有任何队友助我一臂之力，因为恶劣的天气以及一整天漫长的你追我赶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
   
       当欧特卡姆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告诉自己这段坡道不是一个障碍，而是一个机会。这个赛段一路领先的奥特肖亚最终一定会在这里感到疲倦，而我则希望能在这里超过他。其他车手的想法也完全一样，尤其是潘塔尼和乌尔里希，因为他们准备证明我前一年只是侥幸获胜，根本无法再创奇迹。现在正是我和他们在山区一决高低的时候。
   
       潘塔尼在进入山坡1公里处首先发力，祖尔跟了上真壮观。我飞快地站起身，冲到了潘塔尼的后车轮处。我以稳定的节奏向前骑着，超过了祖尔，并且在离终点还剩10公里处超过了潘塔尼。我在车凳上坐了1分钟，然后重新站起身，追上了骑在前面的7位车手，其中包括维伦克。我冲到了他们的前面，领着他们骑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使劲踩起了车蹬。现在，我和奥特肖亚之间已经没有了其他车手，只剩下我和他以及坡道。我开始发力。
   
       约翰通过耳机不断地轻声向我通报着时间和距离：还剩下5公里，奥特肖亚还领先于我4分58秒；还剩下3公里，奥特肖亚领先于我3分21秒；还剩下2公里，他仍然领先于我2分14秒。
   
       我想赢得这个赛段的胜利，但是在我的前面，奥特肖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向前骑着。他现在已经领骑了这个赛段150公里，而且我们已经在欧特卡姆之前的陡坡上骑行了半个小时，可他仍然拒绝认输，尽管他现在基本上是疲惫不堪地在机械地踩着车蹬。追上他已经不可能。
   
       他领先我41秒通过终点线。我已经竭尽全力在追赶他：他在进入最后一个坡道时领先于我10分30秒，我赶回来了将近10分钟，可仍然不够。我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去感到失望；我只能向奥特肖亚的这一英雄壮举表示敬意。我实现了我的愿望，作为总成绩领先的黄衫穿到了我的身上，而且我从其他竞争对手那里赢得了许多时间：赢了埃斯卡廷1分20秒，祖尔3分05秒，乌尔里希3分19秒，潘塔尼5分10秒。我已经在其他环法赛冠军参赛的情况下证明了我自己，而且是在重要的欧特卡姆爬坡赛段上。虽然我没有赢得这个赛段的胜利，但我在这个赛段的表现最终将会变得像我前一年在塞斯特里尔爬坡赛段的表现一样意义重大。
   
       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世界上最艰难的爬坡赛段，要一直骑到海拔6263英尺的旺图山山顶，而且那里空气稀薄得几乎没有空气可呼吸。旺图山山顶就像布满环形山的月球景色，寸草不生，狂风肆虐。这里几乎没有空气，没有绿树。每位车手都害怕这地方。我那传奇般的朋友埃迪.墨克斯在1970年获得了旺图山赛段的胜利，但他在冲过终点线后不久就昏了过去，只好进行输氧并立刻被送到了急救车上。赛车界的每个人都知道英国车手汤米.辛普森的悲剧，他于1967年在这个赛段的爬坡过程中离开了人世。辛普森在接近山顶时倒了下去，虽然死因是酒精和安非他明再加上中暑，但这座山峰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这个赛段相对较短，只有149公里，但赛段的最后却是寻要命的21公里爬坡。我后来听说有三十多万人出来看我们征服旺图山。当我们进入第一个坡段时，我和其他6位车手骑在一起，其中包括乌尔里希、维伦克和潘塔尼――可能是当年环法赛最有实力的车手。距离山顶还有大约5公里时，潘塔尼开始发力。我站起身追了上去，并且在剩下3公里时终于和他并驾齐驱。我用蹩脚的意大利语对潘塔尼说，“Vince！”，意思是“你可以赢。它归你了。”
       但是潘塔尼误解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说的是“Vitesse”，即法语中的“快点”这个词。他觉得我是在和他叫板。
   
       我们以相同的节奏一起骑着，与呼啸的狂风以及身体的疲惫相抗争，直到最后1公里的冲刺开始。这时，我做了一件无意之中让他更加生气的事。当终点线出现在眼前时，我们拼着劲向它冲去，我决定不去和他争夺这一站的胜利。我认为潘塔尼是位了不起的车手，因为违禁药品的争议，过去的一年非常不顺。他正在努力重新赢回自己的信心和心态。他无疑具有自行车车手的身材，粉红色的赛车手的皮肤，光秃秃的脑袋上裹着扎花印染头巾，耳朵上戴着耳环，而且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海盗。他那天骑得非常勇敢，因此我认为他应该获得一赛段的胜利。我放慢了速度，把这一赛段的胜利让给了他，自己则在2000年赛季中第三次名列第二。
       这是一个让我后悔不迭的决定。
   
       事后不断有人问我是否在最后阶段竭尽全力，我回答“是”。我那天非要坐在车凳上吗？你应该明白，无论是从战术上还是从与他人的关系上来说，在环法赛上赢得太多赛段的胜利都是个错误。主车群中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极其反感个人贪欲，而且我非常尊重这条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帮助其他车手，不一定需要的赛段胜利可以让给别人。对于美国人来说，那听上去可能像自动弃权，但这却是很高的荣誉。我已经穿上了黄衫，如果再去争夺一个赛段的胜利就会显得贪心不足。
   
       在我看来，作为总积分的领先者，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去赢得赛段的胜利是对其他车手的侮辱，可能还会危及到他们的运动生涯。赛段冠军也是了不起的胜利，能够让赞助商们高兴。主车群内有着一致的看法，即我们都是以此为生的职业车手，都有自己要承担的责任，都有自己要养活的家人。在暂时已经确保总积分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不再需要新的赛段胜利，因为那可能只会使我树敌太多，使更多的人试图在后面阻挠我夺冠。
   
       我以为潘塔尼是位绅士，可他却不是。他对我不但不领情，而且公开说我那天不是最有实力的车手。我非常生气，在潘塔尼退出比赛前的各个赛段中与他展开了殊死较量。“很遗憾他终于原形毕露，”我对报界说。然后，我以他的另一个绰号“大象”称呼他；这是他最不喜欢听到的绰号，因为这个绰号在影射他的大耳朵。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海盗”。潘塔尼则回击说：“如果阿姆斯特朗以为他和我之间的较量已经结束，那他大错特错了。”当潘塔尼两天后赢得了另一山地赛段――滑雪胜地库尔什瓦尔――的胜利时，他说他要向我报仇，“因此便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结果”。
   
       第十六赛段是从库尔什瓦尔到莫尔当真。比赛是在悲伤的气氛中开始的，因为比赛开始前首先为一位被大赛汽车压死的12岁少年举行了一个仪式。以这种令人心碎的方式开始比赛，车手们后来在体力上透支也就显得非常正常了。
   
       包括我和潘塔尼在内的每个人都猜到我们俩一定会在这个赛段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我们本来应该会的，但潘塔尼在当天第一个坡段上就毫无理智地开始发力。他后来说，他想搅乱环法赛，根本不在乎会有什么后果。他差一点达到目的，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吃尽了苦头。他以疯狂的节奏向前骑着，领先了其他人1分40秒，迫使主车群、尤其是我的队友们不停地追赶他。他们在这过程中都耗尽了精力。最后，经过两个半小时后，潘塔尼终于顶不住了。他落到了后面，最终比我们慢了13分钟。这是潘塔尼参加的最后一个赛段，第二天就因为胃疼而退出了比赛。但是我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与此同时，我也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当我们抵达当天最后一个坡段时，我的队友们因为要跟上潘塔尼的节奏都已精疲力竭地落到了后面。我在孤军奋战――而且饥肠辘辘。我意识到自己没有为这漫长而艰苦的一天吃下足够的代谢物，而现在又没有队友上来助我一臂之力。开始发力的车手接二连三地追了上来。我独自一人，而且没有了我平常惯有的爬坡体力。我尽量不惊惶失措，但我确实感到非常焦急。如果我的身体顶不住，那可能就会使我失去很多时间。赢得胜利，我是指赢得任何比赛的胜利，哪怕是5分钱套圈游戏（更不用说环法赛了），难就难在你的身心并非总能保持统一协调。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内心都牌互相矛盾的状态，而且对于公路自行车手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当你的身体感到疲倦时，是你的意志在超越你想停下来的冲动。要么，当你的内心希望取得超出你能力的结果时，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在干任何事情之前都需要代谢物和水。这两者偶尔也会和谐统一，这时的结果便是你身轻如燕地登上欧特卡姆；可当这两者互相对立时，结果便会是你艰难地挣扎着到达莫尔津。
   
       离山顶还有6公里时，我开始落到了后面。我跟不上乌尔里希或维伦克。我的双腿无法按我的意愿那么飞快地用力，而且我张大嘴巴喘着气。埃斯卡廷超过了我，接着又有一位车手超了过去，然后又是一位。我只能在那山坡上苦苦挣扎。终于，我进入了通向终点线的下坡道，而维伦克早已获得了这个赛段的胜利。
   
       我还算幸运，没有在那个山坡上完全失去我在总成绩上仍然领先优势。我最终只输给乌尔里希1分37秒，因此在总成绩上仍然领先于他约5分钟。不过，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没有输得超过3分钟，而事实上，我看到有些车手输了10分钟。那是我赛车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
   
       再次获得环法赛的冠军开始显得不再是个梦想，但是有人说我那天疲惫不堪的神情证明我的状态在严重下降，说我在最后几个赛段中可能不堪一击。我知道其他车手会把目标瞄准我，会试探着看看我是否能够被战胜，尤其是在总积分上排第二名的乌尔里希。
   
       我仍然没有在某个赛段中大获全胜。现在还剩下一个机会：最后一个计时赛，也就是从弗里斯堡到德国的米卢斯。乌尔里希出生于沿途将经过的梅丁根，因此一定会受到观众狂热的欢迎。那也是他战胜我并站到巴黎领奖台上的最后一个机会。我们将以最高速骑行1小时，完成58.5公里的路程。除此以外，你还不能将出现意外事故的可能完全排除在外。“只需一个人就能做出可怕的事情来，”我对新闻界说。尽管我非常想赢得一个赛段的胜利，但我最需要的还是平安抵达终点，以此来保住我在总积分上的领先地位。
   
       乌尔里希比我早3分钟出发。他刚一出发，人群就开始欢呼，而且我觉得那欢呼声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没有片刻停顿。当我离开出发区时，那噪音几乎总是挥之不去。跟在后面的随行汽车里坐着美国邮政车队的总裁比尔.亨德森。
   
       我起初边骑边看着我的心率监测仪，以确保没有超出我的体力极限，而且没有太过头。接着，约翰报告说我和乌尔里希在前11公里的用时相同。约翰给我亮了一下绿灯，示意我全力以赴去赢得胜利。
   
       我加快了节奏，逐渐开始从乌尔里希手中赢得时间。约翰不停地通过耳机给我报告着情况：15公里过后，我比乌尔里希快了2秒，20公里过后比他快了5秒，33公里过后比他快了15秒。当我骑到52公里路标处时，我已经领先了他29秒。乌尔里希想反击回来，但我的速度太快，只比格里格.勒芒1989年创造的时速54公里的纪录慢了一点点。
   
       我领先乌尔里希25秒通过了终点线，而且骑出了环法赛历史上计时赛第二个最好成绩。勒芒的纪录仍然没有人打破。但是，在2000年这艰苦的环法赛中，我第一次终于感觉到自己有了一次完胜。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便如果我没有取得任何一个赛段的胜利就站在环法赛最后的领奖台上，我会觉得缺了点什么。
   
       环法赛最漫长的赛段还在前面，但邮政车队平安地过来了。当天晚上，我们终于欢庆了一番。晚餐桌上多了啤酒和冰淇淋。那冰淇淋的味道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好了，结果我们让厨房把整个一桶冰淇淋都给了我们，然后心情地享受着。同一天晚上，基克和她父母以及路克赶到了巴黎。他们终于感到有把握可以开始庆祝了。他们一起聚集在乔治五世饭店一个包厢里，为我那些开始从奥斯丁赶来的朋友们举行晚餐。第二天早晨，车队登上了开往巴黎的东方快车，去参加象征性的最后一站比赛。
   
       我冲过了终点线，四周又是一片美国国旗和德州州旗。我们是惟一一支所有9位车手都骑车进入巴黎的车队，这对于充满艰辛的环法赛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了。当我站在颁奖台上时，基克给了我一个惊喜：她给路克穿上了一件黄衫。她把路克递给我，我则让他骑在我的肩膀上。当天晚上，我们又在奥赛博物馆举行了一个盛宴，250位客人一起坐在一间屋顶画有壁画的包间里。当太阳渐渐从巴黎的地平线落下时，我又一次举起杯来向我的队友们祝酒。“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做，”我对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但最出色的祝酒词来自赏罗宾.威廉姆斯。罗宾是位狂热的自行车迷，专程赶到巴黎来看我们冲过终点线，并且想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喜悦。他对我们车队队员说，“你们打动了我的心。”这句话让我们深受感动。
   
       该如何将2000年的胜利与1999年的胜利做一个比较呢？从体力上说，2000年环法赛更难取胜。当我那天晚上坐在那里时，我更像个精疲力竭的运动员。我想每位参赛者都为比赛终于结束而如释重负。对于一项体育赛事来说，3个星期就像房屋那样漫长，因此当比赛结束时，无论你获得的是第一名还是第一百零一名，那都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感受。那种成就感会永远改变一位车手。
   
       另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我的癌症经历不再是人人议论的话题――它变成了一个附带的话题。我不喜欢那样；我希望它能时刻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让人们意识到癌症的存在实在是太重要了。
   
       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人们不断问我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如果我能在癌症和赢得环法赛冠军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癌症”。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经历过与癌症的较量，我不会学到所有那一切。如果没有与癌症抗争过，我可能一次环法赛的冠军也赢不了，因为癌症教给了我一切。我绝对相信这一点。我有一种深深的有病在身的感觉，但我不仅不为此感到羞耻，而且把它看得高于一切。
   
       比方说，我以前也刻苦地训练，从来不偷懒，但我现在则更加刻苦。我以前喜欢喝德国黑啤酒，喜欢吃墨西哥餐，但我面在严格限制我的饮食，几乎瘦到了憔悴的地步。我起初注意饮食是因为疾病的缘故，因为我要确保进入我体内的一切都能对我的身体有利，但我现在也明白，作为运动员，营养非常重要。
   
       在得了癌症之后，我需要不同的感情补充，不仅仅只是愤怒。癌症迫使我对生活有了计划，而这个计划又教会我如何去为每一个更小的目标去制定计划，就像对待环法赛的每个赛段一样。
       癌症也教会了我如何去对付失败。它教会我一点：人有时候会失去一些东西，如健康、一个家或过去的自我，但这些在人生的轨迹中有自己的价值。
   
       我那年夏天还有一个目标――在悉尼奥运会上赢得金牌。虽然我没有如愿以偿，但那次经历也有着其自身的价值。我为参加夏季奥运会整整等待了4年，因为我在前一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由于不知道自己生病而成绩差强人意。我在公路赛和计时赛中分别名列第十二名和第六名，这样的成绩当时很让人失望。我只是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在和十几个肺部肿瘤较量。可是我现在已经康复，我希望悉尼奥运会能成为一个欢庆胜利的场合，而且悉尼奥运会恰好在10月2号结束，那正是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纪念日。
   
       关键是找到一个办法在环法赛结束后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为奥运会调整到最佳状态。我决定不是去试图保持我的体力，而是要消耗我的体力，然后再为去悉尼奥运会重新恢复体力。我和基克回到了尼斯的家中，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走马灯似的去了纽约、洛杉矶和奥斯丁，为我的赞助商们出席一些赛后的见面会。等我最后终于回到尼斯时，重新恢复训练的感觉几乎就像是休息。
   
       每天早晨，泰勒.汉米尔顿、弗兰基.安德鲁和我都会去尼斯城外的山中，找一些人迹罕至的道路来训练。我们可能一天骑上3个10英里或15英里的坡道，耗时6个小时。尼斯城外有许多很好的坡道，而我对它们非常了解，其中一些简直就像我家的车道一样了如指掌。
   
       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骑行在一条蜿蜒狭窄的道路上，这里从来没有任何汽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那些山中生活，在那些山中训练。我知道哪些道路车流较多，哪些道路没有车辆、适合骑车。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条道路上见到任何车辆――直到那一天。
   
       我骑到了一个急转弯处，泰勒紧跟在我后面。我坚信那个拐弯处绝对不会有汽车出现，因为我以前在那里骑过几百次，柏油路面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车辆。我猛地冲进了那个弯道，一辆汽车向我迎面驶来。我根本来不及停车，也来不及躲闪。汽车迎面撞上了我，我飞到了空中。
   
       泰勒先听到了撞击声，然后再看到我出了事。“那声音太可怕了，”他说，“我以为你死定了。”他听到了金属的撞击声，以及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然后他看到我头朝前飞过了汽车的发动机罩。我摔到了公路上，而且是头先着地。开车的人猛地一个急刹车，然后跳下车，跑到我跟前，惊恐未定、语无伦次地问我是否被撞伤。我起初以为自己没什么大事。我当时很清醒，身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骨折。我那自行车的状态似乎要比我差得多。车倒在地上，成了一堆废铁和烂橡胶。车身断成了3截。我设法让车主平静了下来，然后说我们没事，我也不需要帮助。我用手机给基克打了个电话，让她开车上来接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会碰到迎面撞上那辆汽车的恶运。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样的长镜头：泰勒、弗兰基和我在那条公路旁坐了1个小时，等待着我妻子来接我们。下一辆经过这里的汽车是基克的，整个那段时间里没有一辆汽车经过那里。
   
       第二天早晨，我预料自己会浑身疼痛，结果果然如此，而且颈部和肩膀更是疼痛难熬。我无法转动脑袋，每动一下都像刀扎一样疼痛。我们开车去了医院，与我的老朋友核磁共振仪一起度过了一点时间，结果发现第7颈椎骨骨折，也就是说，我的脖子断了。尝试了这么多年后，我终于做到了。
   
       我在床上躺了几天。消息传出后，各家体育报纸开始推测我究竟还能不能去悉尼参加比赛。我对个说这完全取决于我的医生们怎么说，但真实的情况是，除非医生们说这次受伤危及到生命，否则我一定会去悉尼。我到过世界各地，但是没有去过澳大利亚，而且这辈子没有比参加奥运会更好的理由去那里。
   
       稍微好一点后，我立刻回到了自行车上。我的头还不能转动得太厉害，因此我很难看到两侧的动静。不过我能够靠骑车来恢复体力。颈部慢慢好了起来，等到我生日那天我们登上去悉尼的飞机时，我已经康复了80%，而且还可以在澳大利亚继续训练一个星期，继续康复。奥运会有两个自行车项目：历时一天的公路赛和时间较短的计时赛。我感到自己在公路赛中获胜的机会并不大，因为比赛线路在平地，对那些冲刺型车手有利，但我有望在计时赛中获得金牌。
   
       悉尼与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美丽。碧绿的海湾似乎在拍打着摩天大楼的底座，红树丛掩映着那些古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桥。这届奥运会惟一令我失望的就是我的表现。我在公路赛中名列第十三，冠军是扬.乌尔里希。我倒是没有感到太难受就接受了这一结果，因为平地赛道不是我的强项。我只能比较现实地将夺得奖牌的希望寄托在计时赛上。
       但我在计时赛中也遇到了强劲对手，结果只获得了铜牌。
   
       当我独自出发时，从悉尼板球场一直蜿蜒到海滩再回来，而且要骑3圈，我已经知道我在邮政车队的队友维亚切斯拉夫.埃基莫夫创造了惊人的成绩。我开始时表现不错，第一圈结束时只落后于他1秒钟。但一圈半过后，我比他落后了3秒钟。我似乎无法使自己的身体运动得再快一点。我已经在全力以赴――我的心率监测器已经告诉了我――可我与他的差距却越来越大。第二圈过后，我比他慢了6秒钟；到了第三圈也就是最后一圈时，我能够感觉到差距越来越大，结束时也没有有缩小差距。我在奥运会上没有创造出奇迹。我通过终点时的成绩是58分14秒，比埃基慢了34秒，比乌尔里希慢了26秒，只获得了铜牌。
   
       我已经竭尽全力。如果你为一项赛事做了准备，而且竭尽全力，但你仍然没有能够获得冠军，那么你只能说，“这个冠军不属于我”。它也确实不属于我。埃基是名副其实的冠军。尽管失利让我很伤心，但我也为他高兴，因为他在环法赛上曾经不遗余力地协助过我。
   
       颁奖仪式结束后，我从我的自行车旁走过，高兴地亲吻了我妻子。基克为我感到骄傲，她后来说她真希望路克能够看到我们希望他在面对失败时能够成为的那种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就像我在她面前做过的任何事情一样。
   
       我有时候觉得癌症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推倒了我心中的一堵墙。在患上癌症之前，我完全用“胜利者”和“失败者”来界定自己，但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那种僵硬的虚荣感。这有点像我的头发。我以前非常在乎自己的外表，时刻担心自己的形象，而且出门前一定要将头发梳整齐。我现在却将头发全部剃光。我妻子用一把理发推子替我修剪，结果这种发型非常容易料理，我将一辈子留这种发型。
   
       自从生病以来，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乎别人是否喜欢我。我虽然仍然有点在乎，但随着我儿子的降生，这种在乎日趋减少。我妻子喜欢我，我希望我儿子也喜欢我。我现在希望得到他们的好评。我们要参加一个聚会。那是10月1日，第二天就是10月2日，标志着我被诊断出癌症已经整整4年。在癌症病人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而对我个人而言，它是我生命中最后重要的日子，比任何生日或者节日都更重要。任何成功与失败都无法与其相比。
   
       基克将我的这个纪念日称作“抓紧时机”日，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抓紧时机。我们每年都用这一天来庆祝我们的生存。我们提醒自己，大家所说的我战胜癌症是没有道理的。战胜癌症的是药物，是医生们。我只是幸存了下来。我们提醒自己，根据最新的癌症幸存比例，我根本活不了。
   
       我将用我的余生来思考我的幸存。癌症不再耗费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或我的行为，但它所带来的变化已经扎根在我身上，永远无法改变。我已经明白，急剧运动是我生活中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样重要和简单。我不相信自己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骑车或生活。而且我已经学会了多一份思考，学会了不再口无遮拦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重要的是，我已经明白，如果某个星期非常艰难，我所要做的就是靠在沙发上思考一下。说出“这些事已经不再令我烦恼了”这句话已不再那么困难。
   
       于是，在我没有能获得金牌、只得到了铜牌的那个晚上，我和基克请我们一些最好的朋友一起在悉尼港的一艘游轮上吃晚饭，而且为世界上还有其他自行车赛事这一事实而欢庆。我们为我的健康而欢庆，然后我们一家人幸福地回到了奥斯丁的家中。
   
       我仍然将自行车骑进奥斯丁城外那些丘陵乡间，卡车也仍然鸣着喇叭从我身旁驶过，但现在有许多卡车司机能够通过我身上美国邮政车队的队服认出我。有些司机朝我挥手，有些想把我仔细地看清楚，当然有些也仍然想把我撞下公路。我仍然在骑车，骑进那些时隐时现的高山中，骑上那些陡峭的山坡――那里的绿色树叶在寒冷的阳光中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