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的过去决定着你的一切。每件小事、每段经历都会对你产生影响，形成你的一切，都会像风吹出了平原上牧豆树的形状一样。
对于我的童年，大家惟一需要知道的是我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父亲，但我也从来没有坐在那里盼望自己有一个父亲。我母亲生我的时候才17岁；从我诞生的第一天起，每个人都对她说我们决不会有任何出息，，但她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把我带大时一直顽固地遵循着一个道理：“要把人生中的每一道坎看作一个机会。”我们这么多年就是这样做的。
我小时候很不好伺候，尤其是对一个身材不大的女人。我母亲的闺名叫琳达•穆尼罕姆。她身高5英尺3，体重约109磅。我不知道身材这么小的人是怎样把我生出来的，因为我出生时体重9磅12盎司。她的分娩非常艰难，第二天发着高烧，整整躺了一天。她的体温高得护士们都不允许她抱我。
我对我那所谓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无足轻重――除非你硬要把他逃避责任算作一个因素。不能公公因为他提供了让我来到这世界上的DNA，就把他算作我的父亲。就我而言，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绝对没有。我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的好恶。在去年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
我从来没有问过。我从来没有为这个人的事和母亲认真谈过，一次也没有。在我人生的28年中，她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我也没有。你可能会深得这很奇怪，但这就是实情。实情是，我不在科乎，我母亲也不在乎。她说，如果我问过她的话，她一定会告诉我的，但坦率地说，那就会像在问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对我毫无意义。我母亲全身心地爱我，我也全身心地回报她的爱，这对我们俩就足够了。
不过，既然我要坐下来写我的人生故事，我深得不妨对我的身世稍稍做个介绍。不幸地是，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报纸去年查出了我的生父，并且登载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下面就是他们的报道：他叫冈德森，是《达拉斯晨报》发行部的一名经理。他住在德克萨斯州的雪松溪湖，另外有两个孩子。我母亲怀孕后与他结婚，但在我两岁之前就与他离异了。报纸上引用他的话说，他这个父亲非常为我感到骄傲，并且还说他的孩子把我当成他们的哥哥。但是，他的这些话在我看来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我毫无兴趣见他。
我母亲当时孤身一人。她父母已经离异，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保罗•穆尼罕姆是位越战老兵，整天借酒浇愁。他在邮局上班，住在汽车房子里。她母亲伊丽莎白拼死拼活地养育着3个孩子。家里谁也没有多少能力来帮助我母亲，不过他们尽力了。我出生的那一天，我外公将酒瓶扔到了一旁，从此再也没有沾过一滴酒。整整28年了，和我的生命一样长。我母亲的弟弟艾尔会照料我。他后来参军走了。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从军是男人们传统上的出路，而他确实在这一行中出人头地，一路升到了中校。他的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他和他妻子有一个名叫杰西的儿子，我喜欢极了。我们都为是一家人而为对方感到骄傲。
我母亲决定要我。她打定主意一定要让我来到这个世上，因此她穿上孕妇衫，不让别人来管她或劝说她不要孩子。我生一下来后，我母亲和她妹妹有时会一起去买食品。某天下午，我姨妈正抱着我，收银处的姑娘们啧啧地低声逗我。其中一个姑娘说道，“多么可爱的小宝宝啊！”我母亲赶紧走上前去说，“那是我的孩子！”
我们当时住在达拉斯郊区的橡树崖镇，公寓很寒酸，只有一间卧室。我母亲边工作边把中学读完。大家一定对我们家那种周边环境不陌生，晒衣绳上晾着衬衣，街角就是一家肯德基炸鸡店。我母亲在这家炸鸡店找了份工作，穿着粉红色制服问别人想吃点什么；她还在街对面的克罗格食杂店里收银。她后来找了份临时工作，在邮局分拣死信；还当过档案管理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她努力完成学业并照料我的同时进行的。她每个月挣400美元，房租去掉200美元，我的日托费是每周25美元。但她仍然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而且还不止。她自有办法时不时地给我一些奢侈的小享受。
我小时候，她会带我去附近的“七喜”店，给我买一份刨冰，用吸管喂我。她会用吸管吸上来一点，而我则把头往后一仰，然后她便会让那冰凉的甜汁流进我的嘴里。她想用一份50美分的饮料来宠坏我。
她每天晚上都会念书给我听。即使在我还是个婴儿、一个字都听不懂的时候，她仍然会抱着我，念书给我听。她永远乐此不疲。“我都等不及你念书给我听的那一天了。”她会说。难怪我两岁时就能背诵诗歌。我干什么都快，9个月时就会走路了。
我母亲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年薪12,000美元的秘书工作，我们也因此能够搬到达拉斯北面一个名叫理查德森的郊区小镇，住进了条件好得多的公寓。她后来在“爱立信”电信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稳步上升。她现在已经不再是秘书，而是当上了财务部经理，并且不声不响地取得了房地产从业资格证。这些就是她的经历。她为人精明，干活比谁都实力。而且，她长相年轻，完全可以当我的姐姐。
离开了橡木崖小镇后，郊区这些城镇在她眼里简直就像是天堂。达拉斯以北是一个挨一个的居民小区，每一个都与前一个完全相同，而且几乎一直延伸到俄克拉荷马州边界。德克萨斯州一望无际的褐色平原上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住宅和购物中心。但是，这里也有一流的好学校，有许多空地可以让孩子们玩耍。
我们家街对面有个名叫“理查德森自行车店”的小店铺，是一长溜小店铺中的最后一家。店主叫吉姆.;霍伊特，身材不高，但粗壮结实，有着一双过于精明的眼睛。吉姆喜欢出钱赞助一些自行车车手，而且总是在寻找合适的孩子来开始这项运动。我母亲每星期有一个早晨会带我去附近的一家店里吃刚出锅的热面包圈，这时我们便会从自行车店前经过。吉姆知道我母亲比较艰难，但他也注意到她总是打扮得非常得体，而我也衣着整洁，被照料得很好。他对我们产生了兴趣，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我一辆真正的自行车。那是一辆“施温”牌山地车，而我当时只有7岁。虽然那辆车非常难看，棕色的车身，黄色的车轮，但我却非常喜欢它。孩子们为什么会自行车呢？因为那是一种解放，一种独立，是你的第一对轮子。自行车带给你四处漫游的自由，没有规则，没有大人。
母亲给我的东西中有一样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继父。我3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嫁给了一位名叫特里.阿姆斯特朗的人。特里个子不高，留着胡子，尽管无所建树，却习惯摆出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他向食杂店推销食品，身上的一切都像个旅行推销商，但他给家庭带来了第二份工资，可以应付家庭开支。也就在这时，我母亲得到了提升，在帕拉诺给我们买了痤房子。帕拉诺的档次又高了一些。
特里正式成为我的继父并且将我的姓改为阿姆斯特朗时，我还很小，不记得自己当时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只知道我的生父冈德森放弃了自己对我的合法权利。为了让特里能够收养我，冈德森别无它法，只能同意。他拿起笔，在文件上签了字。
特里.阿姆斯特朗是个基督徒，来自一个喜欢告诉我母亲如何抚养我的家庭。但是，特里尽管信奉基督教，脾气却非常暴躁，经常为我所做的傻事打我。那都是些孩子们干的事，比方说东西乱放等等。有一次，我忘记关上我卧室的抽屉，结果一只袜子耷拉在了外面。特里拿出了他的旧兄弟会木拍。那是很厚、很硬的木板。坦率地说，我认为根本不应该对小孩使用这种东西。他把我按倒在床上，用那木拍打我。
那块木拍便是他喜欢采用的教子方式。如果我回家晚了，木拍就会迎面挥来。啪！如果我耍小聪明，木拍就会飞来。啪！那种痛楚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且是感情上的。因此，我不喜欢特里.阿姆斯特朗。我认为他只会生气，而且睾丸素反常；结果，我对机构式宗教的早期印象便是：它太虚伪。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翻出自己童年时的陈谷子烂账没有用，因为沉湎于过去根本无助于在比赛中有任何提高。当你在费劲地要骑上一座6500英尺高的山坡，而且身后还有一群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时，你是不会去想童年时所受的委屈的。你需要集中精力。但话虽这么说，过去的一切却都埋在了心里，就了会熊熊燃烧的燃料。“要把一切负面变成正面，”我母亲说。任何东西都不是废物，你把一切都利用起来，旧伤口和很久以前体验过的冷落变成了竞争的动力。但当时的我只是个孩子，特别好斗，心中总是在想：只要我在这条道上骑得足够久，这辆车一定会把我带到别处。
帕拉诺也影响了我。这是美国最典型的郊区，一溜溜长长的购物中心，完美的棋盘式街道，空旷、棕色的荒地之间是模古俱乐部。这里的男人个个都穿着高尔夫体恤衫和“萨纳贝尔德”品牌的裤子，女人们人人戴着闪闪的假金首饰，而少年们则个个都像来自外太空。这里的一切都很新，一切都显得虚假。对于我来说，这地方缺乏生气，这可能就是这地方不仅有着全美国最严重的吸毒问题，而且青少年自杀人数。，一排排装卸码头大小的教室门使这痤现代化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个政府机构。这就是我的学校。
在德克萨斯州的帕拉诺，如果你不是橄榄球手，那么你根本不存在；同样，如果你不属于中产阶级，你也根本不存在。我母亲只是个秘书，因此我就必须会橄榄球。但是我的身体缺乏协调性。只要牵涉到需要左右移动，或者需要手与眼睛的协调――事实上，只要一涉及到任何球类――我就不行。
我决心找到自己能够成功的东西。在我上小学5年级时，学校举行过一次长跑。我在长跑的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我要当冠军。”她只是看了看我，然后在自己的东西里翻找了一下，拿出来一枚1972年发行的一美元银币。“这枚硬币能给你带来好运，”她说，“记住，你惟一要做的就是战胜那只钟。”结果我赢了。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当地的一家游泳俱乐部。起初这只是寻求让其他孩子接受我的一种方式，因为他们都在“河流”乡村俱乐部参加比赛，而他们的父母都是这家俱乐部的会员。游泳练习的第一天，我的能力太差，结果被分在7岁孩子那一组，与他们一起游。我朝四周看了看，看到了我一个朋友的妹妹。那太丢人了。结果，我从不擅长橄榄球变成了不擅长游泳。
但是我试了。如果我必须和小孩们一起游泳才能学到游泳技术，那么我会愿意的。我母亲至今只要一想起我一头扎进水池，挥舞着手臂游到终点时的情景，就会激动万分。我当时的表现就像要把游泳池里的水都泼出去一样。“你那么努力。”她说。我在最差的那一组没有呆多久。
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游泳是一项艰苦的运动，帕拉诺市游泳俱乐部尤其是这样。我当时的教练叫克里斯•麦克科迪，至今仍然是训练过我的最好的教练之一。不到1年，克里斯就让我脱胎换骨；我在全州游泳赛的1500米自由泳中获得了第四名。他训练我们游泳队时非常认真：我们每天早晨要从5点30一下训练到7点。我稍微大一点后便开始骑车去训练，天刚蒙蒙亮就骑车穿过10英里街道，然后在上学前游上4000米，下午再回去练上两小时――又是6000米。也就是说，每天要在水里游6英里，然后骑20英里。我母亲让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她自己要上班，无法开车送我；她知道我需要锻炼自己的意志。
我13岁那年，有一天在理查德森自行车店外看到一张宣传单，希望孩子们报名参加儿童铁人比赛。这是儿童铁人三项，包括自行车、游泳和长跑。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铁人三项运动，但这3项恰恰都是我所擅长的，于是我就报了名。我母亲带我去了一家商店，给我买了一套铁人三项运动服。那其实就是交叉训练用的短裤，外加一件用某种快干混纺布料做的上衣，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换衣服完成整个比赛。我也得到了我的第一辆赛车。那是一辆漂亮、细长的“梅西尔”牌公路自行车。
我在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不仅赢了，而且赢得非常轻松。不久以后，休士顿举行了一次铁人三项比赛，结果我也赢了。当我从休士顿回来时，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虽然是少年组游泳冠军，但游泳不是我的绝对强项。我的铁人三项成绩不仅在帕拉诺列第一，而且在整个德州都没有对手。我喜欢那种感觉。
要想成为一名伟大的耐力型运动员，就必须具备承受可能遇到的失败、默默忍受痛苦的能力。我发现，只要是一件需要咬紧牙关、需要不在乎形象、需要超过其他所有人的事，我就能赢。至于那运动项目窨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如果是永远笔直地向前跑，我一定能战胜任何人。
如果是场忍受痛苦的比赛，那我也非常在行。
我可以忍受特里•阿姆斯特朗的木拍，但是另外一件事我却忍受不了。
我14岁那年，母亲去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对于任何一位女性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感情上，这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而我母亲当时还很年轻。我已经报名参加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一场游泳赛，结果我去比赛时她仍然没有完全康复，因此特里决定陪我去参加比赛。我不想要他去，我特别不喜欢他摆出一副少年棒球联合会会员父亲的神态，而且我认为他应该呆在医院里。但是他坚持要去。
我们坐在机场等候飞机时，我盯着特里，心中暗想：你在这里干什么？就在我看着他的时候，他开始在一个记事本上写着什么。他写上一会儿，然后就将纸撕下来搓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后再从头开始写。我觉得这很古怪。过了一会儿，特里起身去卫生间。我走到垃圾桶前，取出那些被搓成一团的纸张，然后将它们塞进了我的包里。
后来，在我独自一人时，我将它们取出来，摊平。它们是写给另一个女人的。我一张一张地将它们看完。他在给另一个女人写情书，而我母亲刚做完子宫切除手术，还躺在医院里。
我飞回达拉斯，包里仍然装着那些揉皱的情书。我一回到家就进了我的房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然后，我拿出一把剪刀，在书中央剪出一个洞，把那些情书塞进去，再把书放回书架上。我想留着那些情书。我说不清那是为什么。也许是为了自我保护；就像弹药，以防将来某一天可能需要它，也以防特里决定再次动用他的板子。
如果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特里的话，那么从那天起，我对他就没有了任何感情。我不再尊重他，并开始挑战他的地位。
我在这里要总结一下我那骚动的少年期。我十几岁时发明了一种叫“火球”的游戏，简单地说就是先把网球浸泡在汽油中，点燃它，然后戴着里干活时用的厚手套接球。
我会在一个塑料小桶中倒满汽油，然后把一筒网球倒进小桶，让它们在里面漂浮。我拿起一个球，举着一根火柴点燃它，然后我最好的朋友斯蒂夫•刘易斯和我便会来回扔着熊熊燃烧的网球，直到接球的手套开始冒烟。大家想想看，两个男孩在德州的热风中站在一块田地里，互相冲着对方扔一团火球。有时，手套会着火烧起来，我们便用它们拍打着身上的牛仔裤，直到灰烬像萤火虫一样在我们脑袋周围飞舞。
我有一次不小心，把球扔到了屋顶上，点燃了木瓦。我赶紧爬上屋顶，用脚跺灭火焰，免得整栋房子烧起来后再蔓延到邻居家。有一次，网球不偏不倚地落在装满汽油的小桶正中央，造成小桶里的汽油爆炸开来。一堵火墙窜上天空，一道黑烟盘旋而上。我惊惶失措地一脚把小桶踢翻，以为这样就能把火扑灭。结果，小桶开始融化，就像电影《中国综合症》中一样。
我当时的许多所作所为都是因为我知道母亲并不幸福；母亲和特里的生活那么凄惨，可她仍然不愿意离开特里，我实在不明白。不过，在她看来，和特里生活在一起也许比独自抚养孩子、只靠一份工资生活要好一些。
从圣安东尼奥回来几个月后，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我有天晚上可能会回家比较晚，于是我便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她说，“儿子，你必须赶紧回来。”
“出了什么事？”我问。
“我要和你谈谈。”
我跳上自行车，立刻向家骑去。我到家后，看到她正坐在起居室里。
“我要特搬出去，”她说，“我准备正式离婚。”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不敢相信，而且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感情。我当时高兴坏了。“太好了，”我笑着说。
“可是，儿子，”她说，“我不希望你再惹事生非。我现在无法应付那些。求求你了，造成不要再惹事生非。”
“好吧，”我说，“我向你保证。”
一连几个星期，我对他们离婚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们有一天坐在厨房里时，我突然开口对母亲说道，“那家伙一无是处。”我没有把那些情书告诉她――她已经够痛苦了。不过，多年后，她在打扫房间时发现了那些情书，没有丝毫的惊讶。
有一段时间，特里试图想继续和我保持联系，给我寄来生日贺卡之类的东西。他会给我寄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100张1美元的纸币。我会把信封连同里面的钱交给我母亲，对她说，“请你把这退给他。我不需要。”最后，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我的姓改了。我并不感到我和他或和他的家人之间有任何联系。
母亲离婚后和我亲近了很多。我认为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到过幸福了，而当人们不开心的时候，往往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来。她一离婚就像变了个人。她心情舒畅多了，就像她一直在承受着某种压力，而现在那压力已经烟消云散了一样。当然，她现在又得重新承受单身女人的压力，尽力养活我们两个人，但她以前经历过这种生活。她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直没有再婚。
我尽量学会独立生活。我会爬上屋顶替她安装圣诞节用的彩灯――如果说我对着街上的汽车发呆也算是过错的话，那么这个过错微不足道，因为它没有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她下班回到家后，我们会一起坐下来吃饭，关上电视聊天。她教我如何在烛光下吃饭，并且一定要我学会优雅的举止。她会准备芋头色拉和一碗汉堡配菜，点上蜡烛，给我讲她上班时的事情。她有时也会谈到工作中的烦心事，她觉得别人常常因为她只是个秘书而低估她的能力。
“你干吗不离开那里呢？”我问。
“儿子，你永远都不离开，”她说，“我会挺过去的。”
有时候，她一回到家我就能看出她那一天过得非常不愉快。她进门时，我可能正大声开着音响，播放某段音乐，像“枪与玫瑰乐队”的歌曲，但我会偷偷看她一眼，取下那些喧闹的音乐，换一些别的曲子。“妈妈，这是放给你听的，”我说。我会给她放肯尼G的音乐――相信我的话，这样做对我来说可真是牺牲。
我试图给她一些感情上的支持，因为她为我做了那么多小事。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每个星期六，她都会替我洗好5件衬衣。她知道我训练得非常苦，也知道我下午会很饿，因此她会在冰箱里给我留一罐自己做的通心粉肉酱，算是我的点心。她教会了我怎样煮通心粉，怎样将一根通心粉扔到墙上，看看是不是熟透了。
我自己也开始挣钱了。我15岁那年参加了在拉文湖举行的1987年“总统杯铁人三项”赛，与许多年纪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的运动员同场竞技。我虽然只获得了第32名，却让其他选手的所有的观众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敢相信一位15岁的孩子能够坚持到最后。有些报纸报道了我参赛的情况，我告诉一位记者，“我想几年后我能进入前几名，用不了10年我就会成为最棒的。”我的朋友们（像斯蒂夫•刘易斯）都认为我当时太自负。结果我第2年便得了第5名。
铁人三项运动的奖金很高，我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装满了各大银行的支票。我开始参加各种铁人三项比赛。由于大多数重要赛事都有年龄限制――你必须年满16岁才能报名，因此我会在报名表上改动我的出生日期来达到报名要求。虽然我没有在职业赛事中获胜过，但我总能在其他赛事中进入前5名。其他参赛运动员开始叫我“小不点”。
但是，如果这一切听起来像是来得非常容易，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我参加的第一场职业铁人三项赛事中，我在比赛前犯了一个错误，吃错了东西――我吃子几个肉桂面包卷，喝了两杯可乐――结果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没有力气坚持到最后。我肚子里空空的。游泳项目结束时，我排名第一，而且在自行车项目结束时仍然排名第一。但是跑到一半路程时，我几乎要瘫倒了。我母亲在终点线等着我，因为她习惯于看到我和领头的人一起冲向终点线。她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久还没有露面。最后，她走进赛场，看到我在挣扎着向前跑。
“坚持住，儿子，你能做到的，”她说。
“我没有一点力气，”我说，“精疲力竭。”
“我知道，”她说，“但你也不能打退堂鼓。哪怕是走也要走到终点线。”
我一路走到终点。
我还开始在当地的自行车比赛中赢得名次。那些空旷的理查德森田径场周围有条旧环形车道。每到星期二晚上，那里就会举行一场非正式的自行车分级赛――多圈道路赛。每个星期二晚上，那些很当回事的地方俱乐部骑手就会激烈竞争吸引了许多人。我为霍伊特骑车，他赞助理查德森自行车店俱乐部队。我母亲给我找了个工具箱，专门装我的自行车零件。她说她仍然能赢得我在赛道上蹬车的样子，一路超过了其他孩子，率先通过终点。她简直不敢相信我有多么强壮。我不在乎奖金只是区区100美元，我只想超越其他车手来得到它。
这种自行车比赛分不同的级别，每一级别都有自己的名称，1类水平最高，4类水平最低。我从星期二晚上分级赛中的“4类”比赛开始，非常急着想进入高级别的比赛。要想参加其他级别的比赛，你就必须有成绩，必须赢得过一些赛事。可我没有耐心等下去，于是我说服了组织者，让我参加3类比赛，与那些年龄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的同场较量。组织者们告诉我，“好吧，但是你千万不要赢。”如果我吸引来太多的注意力，人们会对他们让我打破参赛条件一事大动干戈。
我赢了。我克制不住自己。我将其他车手远远抛在后面。他们事后讨论该如何处理我，其中一项选择便是禁赛。但是，他们提高了我的级别。当时有三四个1类骑手，他们在当地都是英雄式的人物，而且都是理查德森自行车店俱乐部的车手，于是我便开始和他们一起训练，一个16岁的孩子和那些将近30岁的大小伙子们一起骑车。
到这时，我已经成了当年短距离铁人三项运动的全国新星，我母亲和我都意识到我可以向体育方面发展。我当时已经能挣到2万美元1年，而且我开始随身携带一个记事本，里面记满了各种联系人。我需要赞助人，需要支持者，需要那些愿意为我参加各种赛事支付机票和其他费用的人。我母亲对我说，“听着，兰斯，如果你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靠自己去努力，因为谁也不会替你去努力。”
我母亲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最忠实的同盟。她替我安排事宜，给我动力，给我勇气。“如果你没有110%地去努力，你就不会成功。”她总是对我说。
她给我的训练带来了一种条理性。“听着，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她说，“不过我建议你坐下来，在脑子里检查一下所有的东西，因为你可不希望到了那里之后才发现忘记带什么东西。”我为她感到骄傲，我们俩非常相像，完全能明白对方。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没有必要非得说多少话。我们心心相印。她总有办法给我弄来我想要的最新款式的自行车，或者与车相配的附件。她至今仍然保留着我所有废弃的齿轮和踏蹬板，因为那些东西非常贵，她不舍得将它们扔掉。
我们一起去不同的地方，给我报名参加10公里长跑和铁人三项比赛。我们甚至开始认为我能够成为一名奥运会选手。我仍然带着那枚给我带来好运的银币，她现在又给了我一条钥匙链，上面刻着“1988”――也就是下一届夏季奥运会举行的年份。
每天放学后，我都会跑上6英里，然后跨上自行车，一直骑到天黑。我在骑车过程中渐渐爱上了德克萨斯州。德州的乡间虽然有些荒凉，却非常美丽。你可以在一些偏僻的道路上骑车穿过一望无际的牧场和棉花田，极目望去只能看到水塔、谷仓和破旧的工棚。牲口将青草啃食得只剩下草根，地上的尘土看上去则像咖啡喝完后杯底留下的残渣。我有时会看到一片片起伏的野花，还有一棵棵被风吹成古怪形状的牧豆树。但是在其他时候，乡间只是淡棕色的、平坦的大草原，除了偶尔出现一个加油站外，到处都是田野，种着棉花的田野，平坦、难看。风很大；达拉斯是全国第三风城，但这对我却是好事，可以锻炼我的顶风能力。
我有天下午被一辆上车撞下了公路。我那时已经知道了竖起中指的意思，于是我冲着司机竖起了中指。他停下车，把一只汽油桶向我扔过来，并且朝我追来。我把我那辆漂亮的“梅西尔”牌自行车丢在公路旁，赶紧跑走。那家伙使劲用脚跺着我的自行车，把它踩坏了。
我在他把卡车开走之前记下了他的车牌号。我母亲把那家伙告上了法庭，结坚果我们赢了官司。与此同时，我母亲用自己的保险金给我买了辆新自行车，一辆“兰令”牌，上面装着赛车轮。
我当时还没有在车上安装里程计，因此如果我想知道训练时骑了多远，我母亲就只好开车跟在后面。如果我告诉她我需要计算一下骑了多远，她就会坐到汽车里，哪怕天色已晚。到这时，30多英里路程的训练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对一位刚刚下班的妇女来说，驱车30英里却是非常漫长、非常痛苦的事。她没的抱怨。
我母亲和我从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她完全信任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有趣的是我无论做什么都会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谎。如果我要外出，不会有任何人拦我。大多数孩子在晚上只能偷偷摸摸地溜出去，而我却能大大方方地从前门出去。
我大概太没有约束了。我是个容易兴奋的孩子，太没有约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帕拉诺有许多宽阔的大街和空地，对于骑自行车或开汽车的孩子来说，那些都是诱惑你去惹祸的地方。我会骑着自行车在各条街道上窜来窜去，躲避着汽车，赶在红灯亮起来前冲过街道，甚至一路骑到达拉斯。我尤其喜欢在车流中骑车，因为那具有挑战性。
我那辆崭新的“兰令”车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而且也非常漂亮，但它在手里的时间却很短，因为我没过多久不仅车毁，而且差一点人亡。事情发生在一个下午，我在与红灯竞赛。我赶在一个个红灯亮起之前飞驰过马路，心中想着要打破自己的记录。连闯了5个红灯后，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这里有两条6车道公路相交。这时，信号灯变成了黄色。
我仍然向前骑去――我以前总是那样，今天仍然是这样。
我骑过3个车道后，交通信号灯变成了红色。正当我通过第四条车道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位女士正开着一辆福特车过来。她没有看到我，结果一加速便径直撞到了我身上。
我飞了出去，头朝下落到了十字路口的另一边。我没有戴头盔，头先着地，流通到路肩旁停了下来。
我当时一个人，别说是身份证，身上什么都没有带。我想爬起来，但我的身边聚集了许多人。有人在说，“别动，别动！”我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救护车，而那位撞了我的女士已经在歇斯底里了。救护车来了，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当时还算清醒，说出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医院里的人给我母亲打了电话，而我母亲也立刻歇斯底里起来。
脑震荡，头上缝了几针，脚上缝的针更多，因为脚上划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口子。汽车撞到了我的侧面，因此我的膝盖扭了，膝盖骨错位，只好戴上沉重的矫正架。那辆自行车则完全毁了。
我告诉给我治疗的大夫，我正在为6天后在路易斯维尔的达拉斯湖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进行训练。大夫说，“绝对不行。3个星期内你什么都不能干。不能跑，不能走。”
我一天后就出了院，一面痛苦地瘸着腿走路，一面为自己无法参加比赛而伤心。但是，坐着休息了两天后，我厌烦透了。尽管腿上仍然戴着矫正架，我却去当地的一个小高尔夫球场打起了高尔夫球。来到户外，而且能够四处走动，那感觉真是太好了。我取下了矫正架，心中想：这也没什么呀。
到了第四天，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感觉很好。我报名参加了铁人三项比赛，并且在晚上告诉了我母亲。“我已经报名了，要参加比赛。”
她只是说，“好的，太好了。”
我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我要借你的自行车。”然后我走进卫生间，拆掉了脚上的缝线。我用指甲剪已经非常熟练了。但是我没有拆掉头上的缝线。因为我反正要戴游泳帽。然后，我在跑鞋和自行车鞋上各剪了个洞，不让鞋子擦着脚上的伤口。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和其他选手一起站在了起跑线上。我第一个结束游泳项目，第一个结束自行车项目，但在10公里长跑中被两个人超过，最后得了第三名。次日，报上登载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介绍我被汽车撞了后仍然获得了第三名。一个星期后，我母亲和我收到了那位医生写来的一封信。“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信中写道。
高中最后一年的秋天，我参加了在新墨西哥州莫里亚蒂市举行的一次重要的计时赛。比赛是专门为年轻骑手安排的，线路经过精心安排，因此很容易骑出好成绩。线路为12英里平坦公路，没有什么风。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型卡车会突然向你猛地喷出一股热浪，推着你前进。年轻骑手云集在那里，既想打破记录，也想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出发时正是9月，德克萨斯州仍然非常炎热，因此我没有带什么厚衣服。到了比赛那一天，我6点钟起来走一门外，迎面扑来的是山间清晨的空气。我身上只穿了条自行车短裤和短袖比赛服。我在公路上走了5分钟，心中想：我对付不了。温度低得简直要把人冻僵。
我转身回了房间。我说，“妈妈，外面太冷了，我无法骑车。我需要夹克衫之类的衣服。”我们翻遍了带来的行李，却没有能找到一件保暖的衣服。我什么厚衣服都没有带，完全没有任何准备，十足是业余选手的做法。
我母亲说，“我带了件短风衣。”说着，她抽出了那件粉红色的短夹克。我在前面提到过她身材矮小，而且体形也不大，因此那衣服看上去简直像是从洋娃娃身上脱下来的。
“我就穿它吧，”我说。外面就冷到了这个地步。
我走到外面，夹克的袖口只到我的胳膊肘，而且都勒得很紧，但我还是穿着它做了准备活动，骑了45分钟。我走到起点时身上仍然穿着它。在计时赛中体温非常关键，因为当他们说“出发”时，你就必须完全准备好，“嗖”的一声，完成12英里。可是我身上仍然很冷。
我万般无奈地说，“妈，快上车打开空调，将温度调得越高越好。”
她发动起汽车，让它在那里空转，将空调的温度调到最高。我钻进车里，在空调出风口前缩成一团。我说，“比赛时间到时，告诉我一声。”这就是我的热身。
最后，终于轮到我了。我钻出汽车，上了自行车。我骑到起点线，立刻出发。我打破了赛事记录，快了45秒。
帕拉诺的人觉得重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学校和与朋友交往现在已退居次要位置，最重要的是将自己锻炼成为一名世界级的运动员。我的人生目标不再是在某个购物中心附近拥有一个由开发商修建的家。我已经拥有了一辆速度非常快的汽车，钱包里也有钱，但这些都是因为我在比赛中获胜――而且这项运动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也没有一个人关心。
我不断地给自己加码，延长训练时间。有时候，我们几个人会出去露营或滑水，但是玩完后，我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开车回家，而是独自骑车。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得克索玛野营后，我骑了60英里才回到家中。
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似乎也不明白我在追求什么。高三的第二个学期，美国自行车联盟邀请我去科罗拉多城和美国国家青年队一起训练，然后再去莫斯科参加我的第一场大型国际自行车赛――1990年世界青年锦标赛。他们已经听说了我在新墨西哥的表现。
但是东帕拉诺中学的领导们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无故缺席。你可能会认为光是能去莫斯科参赛就应该给我额外加分，而且你会认为学校应该为自己的毕业生中有可能出现奥运会选手而骄傲。但是，他们不在乎。
我不管那么多，还是去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然后又去了莫斯科。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行车赛是怎么回事，我有的只是蛮力气，丝毫没有调整车速、运用战术的概念。但是有好几圈都是我领先，然后我才因为发力太早而落到后面。但是，我还是给美国自行车联盟的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俄罗斯教练对每个人都说，他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像我那么出色的年轻自行车选手了。
我离开了6个星期。等我3月份回到学校时，因为缺课的缘故，我所有课程的成绩都为零。学校里的6个领导召见了我母亲和我，告诉我们说除非我在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把所有课程补全，否则我无法和我的同学们一起毕业。我母亲和我都惊呆了。
“可这根本做不到。”我说。
那些冷冰冰的家伙只是看着我。
“你不是想逃避责任吧？”其中一个说道。
我紧紧地盯着他们。我心里想得很清楚，如果我参加了橄榄球队，穿着保罗牌的衣服，父母亲属于某个乡村俱乐部，事情就会完全不同。
“这场谈话可以结束了，”我说。
我们站起身，走了出去。我们已经预付了报纸上将要刊登的毕业告示，买好了帽子和长袍，支付了参加毕业班级舞会所需的费用。我母亲说，“你今天呆在学校里别走，等你回家时，我会把这问题处理好的。”
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达拉斯电话薄上列出的每个私立学校打了电话。她先请一家私立学校接受我，然后再承认自己无力支付学费，因此能不能请他们免费收我。她给附近所有学校打了电话，解释我所遇到的困难。“他不是个坏孩子，”她可怜巴巴地说，“他不吸毒。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大有前途。”
那天傍晚，她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接受我的私立学校――老橡树学校。这所愿意接受我，条件是我参加几门课程的补考。我们把我在东帕拉诺高中所有的学分转到了老橡树学校，结果我按时拿到了毕业证。在毕业仪式上，我所有同学的帽子上都是褐紫色的流苏，而我的帽子上还是东帕拉诺的金色流苏，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难堪。
我决定还是去参加东帕拉诺高中的毕业班级舞会。我们反正已经支付了费用，所以我不打算错过它。我为我的舞伴买了饰花，给自己租了套燕尾服，并且订了辆大轿车。那天晚上，就在我忙着穿燕尾服、打蝴蝶领结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我母亲从来没有坐过大轿车。
我要让她体验一下坐轿车的感觉。你们都是如何表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的？我母亲给我的远多于任何一位老师或父亲，并且是这么多年来自己吃尽千辛万苦给我的，然而对她来说这些年中的很多时候不像那棕色的德克萨斯州田野一样空空荡荡。每当人们提到我永不放弃、永不在乎形象、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时，我只能希望自己能有我母亲的耐力与恒心――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年幼的儿子，靠一份微薄的工资生活――而且一天结束时还没有任何回报，既没有奖杯也没有大银行的支票。在她看来，她只知道诚实的努力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她的爱总会有回报。她常常说，“要把每个障碍看作一次机会，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而每次说这番话时，我都意识到她是在说我；说她如何决定要我，说她如何把我养大。
“把你的毕业舞会服穿好，”我对她说。
她有一件非常漂亮的太阳裙，喜欢把它称作她的“毕业舞会服”。于是，她穿上那件太阳裙，和我以及我的舞伴一起上了车，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在城里转了一个多小时，高声欢笑着庆祝我毕业，一直到让我们在下车的时间到来。
我母亲又开始与人约会，而且重新开朗起来。我17岁时，她遇到一个名叫约翰.瓦林的男人，并且最终和他结了婚。瓦林为人很好，我非常喜欢他，并和他成了朋友，所以当他们1998年离婚时，我感到很难过。
说来也有意思，常常有人对我说，“嗨，我碰到你老爸了。”我得停下来想一想：他们究竟在说谁呀？因为那可能是3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坦率地说，我的生父从来没有抚养过我，而我不想再和特里有任何关系。阿姆斯特朗家的人偶尔会试图跟我联系，就像我们是一家人一样，但我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我的家庭就是穆尼罕姆家庭。至于说阿姆斯特朗，我的感觉就像那是我为自己杜撰的一个名字。
我相信阿姆斯特朗家的人一定会给你5万条不同的理由，来说明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父亲，而且会说他们做得如何如何好，但我坚决不会赞同他们的说法。我母亲给了我一切。我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冷漠，只有缺乏信任。
毕业后，我仍在帕拉诺呆了几个月。我在东帕拉诺高中的同学大多去了州立大学，我朋友斯蒂夫1993年从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获得了学位。（东帕拉诺高中不久前举行了毕业10年聚会，但是没有邀请我。）
我已经开始厌倦帕拉诺的生活了。我已经开始代表一支由苏巴鲁－蒙哥马利赞助的国内行业车队，参加全国各地举行的自行车赛，但我知道真正的自行车赛场在欧洲，因此我觉得自己应该去那里。此外，毕业前所发生的那些事也使我非常讨厌这地方。
我正处于过渡阶段。对于我来说，不管是铁人三项还是10公里长跑还是星期二晚上在帕拉诺运动场上的分级赛，战胜那些与我同场竞技的成年人已经是家常便饭。为了消磨时光，我仍然常去吉姆;霍伊特的理查德森自行车店。
吉姆年轻时特别热衷于骑自行车，但他在19岁时被送到了越南，当了两年步兵，干过最艰苦的差事。从越南回来后，他只想重新骑车。他一开始只是推销“施温”牌自行车，后来与他太太朗达一起合伙开了家自己的商店。多年来，吉姆和朗达一直给达拉斯周边地区的小骑手提供自行车和配件，并且给他们一些补贴，以此来培养达拉斯地区的小骑手。吉姆对奖励机制的作用深信不疑。我们会为他提供的现金和免费物品而比赛，而且会因为这一点更加刻苦。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里，我光靠骑车就能每个月从吉姆;霍伊特那里挣到500美元。
吉姆在商店的后面搞了个小办公室，我们会坐在那里聊天。我不愿意听校长们的话，也不愿意与继父交流，但我有时喜欢和他聊天。“我卖力地干活，但我喜欢现在的样子，”他会说，“如果你用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那么你这辈子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因为我有些朋友开着大公司，有些朋友却在给人修剪草坪。”但是吉姆也不是好惹的，你千万别对他耍花招。我对他的脾气敬而远之。
有天晚上，在星期二的分级赛中，我与另一位骑手在冲刺阶段争得你死我活。那家伙年纪比较大，而且我不他。快到终点时，我们的车子碰到了一起。我们一路推搡着冲过终点，车还没有停稳就冲着对方挥起了拳头。接着，我们俩又在尘土中扭打在了一起。吉姆和其他人最后把我们拉了开来，大家都在笑我，因为我仍然想打出个输赢来。但是吉姆真的对我动了气，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走过去，扶起我的自行车，把它推走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心里很难过。
那是一辆非常棒的“施温”赛车，我在莫斯科世界锦标赛上骑的就是它，而且我还想用它来参加下周举行的一个分段赛。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吉姆家。他走进了前院，没有让我进屋。
“能把车还给我吗？”我问。
“不行，”他说，“如果你想和我谈，那你明天来我办公室吧。”
我退缩着离开了他。他当时正在气头上，我甚至都害怕他会给我来一拳。还有一件事让他很不高兴：他知道我常常开着那辆“卡马罗”疯狂地飚车。
几天后，他把汽车也收了回去。我几乎要发疯了。我已经付完了那辆车所有的费用，大约总共5000美元；可话又得说回来，那笔钱中的一部分是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他给我的补贴。但我当时无法想得这样清楚，我只是气疯了。在你17岁时，如果有人夺走你的“卡马罗”IROCZ车时，你当然想揍他一顿。因此，我没有再去找他。我只是太生气，也太怕他。
我们多年后才和解。
我离开了帕拉诺。在参加了科罗拉多泉水城的训练以及参加了莫斯科锦标赛后，我被选进了美国国家自行车队。我接到了车队新经理克里斯;卡米卡尔给我打来的电话。克里斯已经听说过我，他想培养出一群全新的美国自行车运动员。这项运动在美国一直停止不前，他要找一些很有潜力的年轻车手，像鲍比;朱利奇和乔治;辛卡匹，并且说他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还问我是否愿意去欧洲。
是离开家的时候了。
